面對不同,我們需要自信和包容

“一年級的小豆包,一打一蹦高。”
小學時,90年代初。某週一,學校的輔導員老師因未按規定著裝,沒有穿學校為老師們統一訂做的黑紅相間的制服,而是穿了一身樸素大方的白襯衫參加升旗儀式,遭到全校點名通報批評。聲淚俱下的她,當著全校師生檢討,哽咽著做自我批評。當時天真無邪的我們,甚至還來不及搞明白到底發生了什麼,又是為什麼。
初中時,90年代中。一節語文課,老師點評作文。一同窗因文中寫到“吃得苦中苦,方為人上人”,被老師點名“封建思想”。我的一篇隨筆,也因試用“新文體”被老師的紅筆大大的圈點:“不能用文言文!”
對文化,我們就不能多一種選擇嗎?難道當今的我們,還沒有大唐盛世時的自信、接納和包容精神?
小學時,某新學期,班裏迎來了留級生W。他和高年級、全校出名的L是同學。那時,我第一次聽到“痞子”這個詞。據說L和年紀更大的H幹過架,留下傷疤,一戰成名,人人聞梁色變。一天中午,我拿著同學的漫畫,也被他勒索了一回。他說,你就說,是L某某和他借!我沒給他。下午進了教室,W得知此事,向我要書,直接給了L。
L第一次成為正面人物,是他在區書法比賽中得了獎。站在領操台(主席臺)上的他,從輔導員手中接過獎狀。那一刻,台下的掌聲持續了很久很久。這些掌聲並非出於同學們對他的忌憚,而是全校師生對他毫無吝嗇的發自內心的鼓勵。那一次,我們似乎看到了一個完全不同的靦腆的L。
W和L打成一片,在班裏也是一霸。儘管我有印象“一幫一”輔導過他功課,且他聽我講課時還算是個好學生,可他回報我的,就是和我這個班長玩“握手”遊戲,把我的手指攥的嘎嘎響。可是,在送走與我們生活了數月的師範大學實習老師的歡送會上,我分明看到他眼裏的淚花中,充滿了不舍。鬧將、壞孩子也是有感情的,難道誰骨子裏就是冷血嗎?
初中時,我們班又出了個鬧將C。C染頭髮,和年級裏的一幫“問題少年”勾搭在一起,還和高中的“社會青年”有來往。C揚言要保護班上受人冷眼(但也不時欠招惹禍)的後進生Y,不讓他受欺負,他也確實是這麼做的(不過他欺負Y的不算)。那時候遊戲《金庸群俠傳》紅極一時,C也是忠實玩家。一天他問,情節到了瑛姑那裏,接下來怎麼辦?同學說,兩條路,一是殺一燈,簡單些;二是找周伯通,費點事。C略作思索,十分堅定的說,哦,那還是去找周伯通吧,我不想殺一燈。
一次新年聯歡會,在教室門口,我送給C一個筆記本,在扉頁上寫著,“希望你找回原來的自己”。他道聲謝,默默的看著這行字,若有所思。這時,一個“問題少年”叫他走,他看看我,拿著本,和他去了。
隔壁班的L,也是個活寶。行動從來緩慢,據說愛“收藏別人東西”。不少人離他遠遠的,可我願意和他聊兩句,他也把我當朋友——至少我是這麼想的。而且,你知道嗎,他是學校金帆樂團的樂手,拉得一手好小提琴。
社會之大,人人本不相同,難道指望大家都是一個模子刻出來的嗎?也許是遺傳了家庭的隨和基因,我和任何人都能交往,希望發現每個人的優點。對待另類,對待“問題少年”,我們應該知道,他們的背後都有故事,他們的心上都有傷口,他們需要的是理解、包容和關愛。但即便我們不能給予他們這些,至少也不要把更多的冷眼和冷言拋給他們吧!
初一時,我是生活委員,或曰“生火”委員——因為主管大家中午的“包伙”吃飯問題;初二時,我成了團支書;到了初三,眾望所歸,我又當上了班長——民主選舉的,好些“正”字兒呢!值得一提(炫耀)的是,在團支書一職下放前,班主任先讓我坐上了班長的位置,才又卸下團支書的職,加之我還是班足球隊的主力和“領隊”,在那1分鐘,我可謂集“黨政軍”三職於一身——當然,身後還有班主任這個“太上皇”。
作為班長,當時還是(現在也是…)體格瘦削的我拉過幾次架,印象最深的是那次,在當事人之一怒目圓睜,高喊“你別管,要不我連你一起打!”的決心下,我先是一愣,隨即撲上去,擋在兩人中間,抱住另一個,替他挨了好幾重腳。事態平息後,在我褲子上留下鞋印的那位,不好意思的過來道歉,為我撣掉灰塵。年輕人的火就是這樣,不消半天,兩邊就沒事兒人兒似的了。
高中時,似乎人人都稱得上是鬧將。集體軍訓生活的短短10天中,我們發現竟有如此之多的思想在孕育和碰撞——“人從哪里來,要到哪里去”;“在外星人眼裏,石頭也是生命”;“我有很多好朋友,也有很多壞朋友”;“中國的導彈能覆蓋美國全境了”;“某班那個誰誰誰是個美女,挺漂亮的”;偷窺女生宿舍;“造反”修理耍流氓的教官… 懵懂的青春期,每個人都開始有自己的想法,再不千篇一律,“狂人”和“牛人”越來越多——人生觀的形成,這是個關鍵時段。有人說,小學生出校門,是一隊一隊的;初中生出校門,成了一幫一幫的;高中生呢,就開始一對兒一對兒的了。
大學時,五湖四海的同學,讓校園成了一個小社會,每個人都已逐漸有了自己的一套成型的哲學和信條,儘管互不相同,但直接衝突少了,對話和交流多了,因為我們成熟了。我們懂得了“有話好好說”,“君子和而不同”。我們再不是那些個用拳頭解決問題的莽撞少年和傻小子了。
大學的一天,我從前任生活委員的手中鄭重接過衣缽——一個紅色的裝著賬簿(還好不都是爛賬)、鑰匙、班費和各樣票據的盒子,成為第三任。在大三班委會的選舉中,我又被提名班長,且“呼聲很高”。但我沒有做,把機會留給了同窗,陝西的小夥。
工作後,公司就是社會的縮影,但也只是冰山之一角。
面對不同,我們需要自信和包容,接納和溝通。人人如此,社會也就進步了,或者說,回歸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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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,这恰恰不是我:“初从文,三年不中。后习武,校场发一矢,中鼓吏,逐之出。遂学医,终有所成。自撰一良方,服之,卒。”——《古今人物通考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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